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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杨莉莉

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深圳成为第一个经济特区，从此被推到了时代的大风口，产生出人类前所未有的城市化超级样本。仅仅40年间，深圳就成了中国的“硅谷”，迈入GDP达4千亿美金的国际超级都市行列。

如果从摄影角度来观察这个城市化的超级样本，可以有三个维度。一是空间，深圳的面积比最初大约扩大了5倍不止。第二是人口，最初人口60、70万，现在人口已经膨胀至万。最初人口是广东人和客家人组成，现在的人口主体则是五湖四海的外地人。第三是工作（产业），从最初接受港资辐射的“三来一补”、香港的“前店后厂”关系，到现在以高科技立市、以“中国硅谷”闻名、GDP指标已经超越香港。

我将40年深圳重要摄影人的作品按照“时空框架”（time—spacecube）做了一个样本上的排序。一是检验大部分作品是不是纪实摄影？实际上，的确都是纪实摄影。甚至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深圳摄影人几乎对非纪实都不感兴趣。第二，按照深圳的地理扩张的时间节奏来对作品呈现的地理和时间进行归类。第三，将主流体制摄影叙事和民间摄影叙事的“焦点对象”进行标签化、编码化。最终整理出一份深圳40年图像案例。

这些案例的选取，有官方的档案系统，也有重要摄影杂志的刊介，更有重要的美术馆的展览。这些图像案例基本展现了深圳这个小渔村如何在时空中上演“超级都市化”的大剧，这个过程中人的状态、行动、情绪和约束。更重要的是，笔者希望通过这份整体图像案例反过来推导出深圳摄影人的意识。在其时其地，图像为什么会这样生产？用评论家苏珊·桑塔格话说，图像背后的那个主观设计是怎么完成的？

80年代：爆炸性时空框架

当深圳还是广东宝安县的时候，在海关工作的郑中健、在宝安县文化馆工作的摄影师何煌友，都是深圳这一“前身”的优秀纪录者。郑中健和何煌友以一种民族志的朴实手法，将深圳作为一个县城的社会经济生态忠诚地纪实下来，以至于当人们回顾这些人的作品，恍如隔世，就像一个城市在“发展大爆炸”前的起点：极为平静、毫无特色和毫无欲望。

从他们的摄影作品看，年以后的深圳，其城市化起初按照多点状散开。这一点有别于其他城市的普遍模式，即“中心-边缘”扩张模式。旧城区是发力的起点，而新边界则因移民的到来而不断向外推移。深圳的罗湖承接了香港的贸易和物流、中英街承担了边境商业互动、蛇口工业区开始推进“三来一补”制造业，成为特区中之特区。直接向中央要了一块地的蛇口工业区，当时有一句响彻全国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它也是关于深圳城市化“时间地理”框架的最好表达：时间必须非常值钱，城市的空间价值必然要依靠效率才能生存。

这时候深圳摄影人的代表，如周顺斌、钟国华、刘延芳、赵连勤、薛国良、董方明、刘伟雄、孙成毅等人的作品，就是这一爆炸性时空框架的反映。周顺斌在年创作的作品《升》，是关于深圳城市化下建筑工人的力量，镜头仰拍工人，视域被正在建设的楼群所保卫，主视线直达头顶上的灼日，照片隐喻着一种豪迈的气概。新的城市家园正在完工，新的生活激情正在燃烧，新的城市空间正在生长。这一切，都是确定无疑、不可阻挡的。孙成毅的《蓝天的诗行》则拍摄蓝天下的巨大脚手架，它更像是一个有关空间的极端认知。空间在蓝天白云之下疯狂扩张，整个生长过程有一种野生式的悄然，这无疑是城市化力量的全部展现。建筑工人在巨形脚手架中呈点的存在，劳动者的主体性不是焦点，让位于城市化空间。

对于深圳摄影人来说，城市发生的一切，既是因为发展太快导致的稍纵即逝，又怕道路会被改回去，变成一段沉积在博物馆里的档案。所以，深圳摄影人特别有时间紧迫感，害怕道路的质疑、旗帜的易变、人心的翻腾。即使是深圳的官方，在当时全国大体制的话语里面也是边缘的民间。所以，深圳摄影人在这个阶段，其实很难说有纯粹的“体制和民间”的视角之分。深圳摄影人无论是对中英街的日常纪录、对蛇口工业区的建设风暴的纪录、对城市物流道路的纪录、对建设者工房棚屋的纪录，都呈现出一种惺惺相惜的礼赞和忐忑不安的表达。对于城市和人，都有一种小心翼翼的分寸。那时候的深圳人，整个都是一个民间！

真正的变化是“春天的故事”。邓小平“年南巡”以无比坚定的语气肯定，深圳特区办对了，“要发展得更快一点，步子迈得更大一点、思想要更解放一点”。深圳的故事变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洪流中最激进的浪花，深圳的故事没有人担心会“烂尾”了。这时候对于深圳摄影人来说，体制和民间的二元开始渐次出现，并开始左右深圳摄影人的城市纪实叙事。

孙成毅：蓝天的诗行，

体制叙事与民间叙事

摄影人的体制叙事聚焦在领导人提出的“深圳要作为发展的榜样”。但城市化不仅仅是发展样本、向上级客观汇报改革成果这样简单。城市化本身就是一个发展和问题的集合体：产业地理的扩展、农民工的蜂拥、乡村经济的瓦解、城中村的崛起、郊区化的转移、生态环境的变化、中产阶层带领的新消费经济、城市犯罪的问题、青年亚文化、步行老街“士绅化”（gentrification）改造、以及CBD引发的高端产业集群、还有“深圳是否失去竞争力”的各类发展忧思和质疑……

体制与民间焦点的分野正式拉开。判断是体制还是民间，不是根据其人是否在体制内任职，领一份薪水；而是其摄影的焦点，是追随“深圳是‘发展是硬道理’的样本”这一主旋律，还是展现深圳城市化的问题：“城市化下人与空间的关系”这一命题。

深圳的“民间视野”发轫于张新民始于年的“农村包围城市”，随后一大批深圳摄影人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