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就象草原上的风，虽不见踪影，却有改变万物的力量。
回忆起年中国信托业，年的西安国投，仿佛就在昨天。十年弹指，今天的中国信托业与长安信托与曾经已彻底挥别，在受邀撰写30周年纪念文章的一段日子，我都在想：用什么来概括过去的30年、过去的10年呢？反复思考，我还是找不到特别合适的词汇，心中思虑的却始终是明天、下一个10年、下一个30年。
说说昨天：伟大的过渡地带
我是年加入这家公司。可以说，西安国投当时的现状与中国信托业的大形势是完全相符的，全行业刚刚告别最后一轮整顿，不但是“坏孩子”的形象；与银行、券商、基金相比，还是一个“弱孩子”。可以想象，在街巷中一个“又弱又坏”的孩子会是怎么样？这就是中国信托业与西安国投的现状。
有一个例子，可能许多同事已记不得了，那就是我们发行“西安三环路”信托计划时，一共才5亿规模，全公司40多人齐上阵，忙活了好久，足足用了一个月才发行完成，大家都觉得干了一件“大事”。
时事造英雄。我个人一直认为，信托业自年之后的快速增长，是一个时代整体变革的“特殊结果”。
从深层次原因看，年中国借WTO拥了全球角色之后，产生了一系列的结果：中国制造业通过模仿与创新实现了全球竞争中的逆袭；中国金融产业开放程度持续加深并不断试探“混业”的可能；勤劳聪明的中国人迅速实现了大量财富并有了财富管理的诉求；中国政府在积极推动市场起决定性资源配置的前提下仍保持了宏观调控的强大能力。就在这个“不折腾”的黄金年代，中国经济的各种力量实现井喷，无数机会涌现，但因为“分业”的存在，大量资金的“流通”都需要一系列的“通道设计”，而正因为这种特殊的时代特征，使得信托公司在这个10年的高速发展的秘密被一个词作了简单的评价——“制度红利”。
从短期原因来看，年美国“资贷危机”暴发，是中国经济第一次与全球经济一起“感冒”；但不同的是，中国推出了“4万亿”刺激计划，一夜之间货币规模井喷，而巨大的资金需要出口，出于中国人传统观念与特殊国情，有两个渠道成了这几年最火热的“资金去处”。其一是楼市成了中国经济最后的“蓄水池”，虽然中央政府至今仍然未能充分抑制地产市场，但却在事实上斩断了银行业对楼市的输血。就这样，信托行业成为地产公司的救命稻草。其二是各地政府的“简单的大举借债”，将大量资金用于园区开发、基础设施，就是常说的“铁公基”。结合这两个“资金去处”，信托公司又获得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评价——“影子银行”。
许多人说，从历史的角度上说，从个体公司的角度上说，“制度红利”与“影子银行”都不是好词，因为它们都证明信托行业整体的核心竞争力仍然无以谈及，实现进步应归功于外界赋予的“临时性机会”。
但在我看来，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选择，中国信托业在这个时代能够脱颖而出，长安信托能够在这个时代从地方型公司幻化成全国型公司，应该从未来更长远的地方来回望今天。我想举两个例子：
一是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代表，这个区域一开始的制造业完全是劳动密集型，《打工妹》的热播其实已经证明那时的深圳事实上就有许多的“血汗工厂”。但30年过去了，今天的深圳几乎是全世界的创新城市，尤其深圳由政府推动的固定资产投资在一线城市中最低，占比几乎是“个位数”，也培育出了华为、大疆、中兴、比亚迪、腾讯这样的优质创新企业。但大家想一想，如果没有通过当年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积累，深圳经济的转型会有这么大的空间吗？
二是联想，作为中国IT产业最早的杰出代表。上个世纪80年代的联想其实很纠结两个选择，究竟是高举高打的“先技术后加工再贸易”，还是赚钱最快的“先贸易后加工再技术”？很幸运，柳传志选择了后者，看似不足以鼓励民族士气，却让联想公司先吃饱了肚子，长起了肌肉，并依靠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市场实现了对IBM的部分收购，最终推动了国际化。同样可以想一想，如果联想当时选了另一条路，又会是怎么样？
历史既不能重演，更不能割裂。我非常认同习总书记的一句话：“不能用改革开放的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也不能用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因此，我个人非常感恩这个伟大的时代，给了信托业、长安信托前所未有的机会，虽然对这个时代的客观评价可能还需要很久，但对于所有信托业者而言：一方面，我们获得了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为我们日后真正壮大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承认，我们还有许多不足与硬伤，尤其是下一个时代一定会发生“某些改变”，会逼迫我们警醒与重构，我们最不能有的情绪就是夸大这个时代、留恋这个年代。
因此，我对中国信托业过去10年的整体看法是：一个伟大的过渡时代。
看看明天：转型起码要10年
告别过渡年代很痛苦，因为未来虽然大家都很期待，但是路在哪里？怎么才能抵达彼岸？这是困扰全行业的问题。我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起点，应该是一种决然的态度，我曾用两句话来形容，一是“不能饿着肚子谈转型”，二是“不能肚子不饿不转型”。
年，我们在行业内比较早地尝试了10个转型方向，并建立了10个创新小组。这些小组经过几年尝试，有的已经具备了整体推广的条件，例如我们的债券业务、城市基金业务，有的已经取得了一些市场化的进展，如汽车金融，有的则通过变异成了信托市场的第一例，好比是通过信托计划举牌上市公司，但还有一些方向，今天看来是瞄得不够准，需要调整或者放弃。
其实，眼下看到前景的项目，或者是眼下准备在割舍的项目，从长期看也未必都%正确；但我坚信的是，所有创新的目的，都是要回到信托业的本源：“受人之托，代客理财”，至于如何回到这一本源，我的理解是：长安信托应该始终围绕“财富管理+私募投行”来指导创新。
先说说财富管理。
中国财富市场的成长，是中国人精神面貌发生积极变化的根本原因，如何增加公众的财产性收入也曾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而作为专业的理财机构，信托公司在这一个可能延续百年的公众财富成长史中去扮演哪种角色，就成为我最关心的问题。我曾很高兴听到两位公司同事提出的观点，一是一定要把简单的“信托计划销售”变为“资产配置”再到“理财定制”；二是不能再以投资起点的高低来识别客户，而是要以客户的风险承受能力来分类。
这两个观点是进步的观点，可以说是转型时期思考的精髓，但下一步如何细化，就起决性因素了。我举个例子，多家信托公司对家族信托的尝试也有一段时间了，但大家都碰到了一些共性的困难：如“一对一”和“一对多”的准确划分边界是什么？我个人认为，绝对不是拿信托公司的成本收入比去衡量，也不是单纯地拿客户的收益率去衡量，而应该是“在一个绝对长的时间周期内，将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的整体利益进行精算，寻找到黄金分割点”。
再说说私募投行。
我们都说投行是金融皇冠上的明珠，应该不假，因为投行的作用与资本市场其实很接近，就是“价值发现”，需要大量的实践经验与专业判断。黑石与高盛，之所以成为全球大的投行代表，就是他们在上百年的发展史上，始终能发现那些被低估的价值，又始终能够通过自己强大的资金、资源和专业力量，让这些价值获得正确的对价。
信托公司专注于私募投行，就需要从业务端有极为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持续的项目操作能力和充分高效的后期管理能力。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公司近几年准备进入影视市场，因为这个市场在过去10年几乎增长了25倍，我们已经推出了票房结算基金，准备推出院线并购基金，未来还想尝试影视制作基金。那我们如何保证客户交给我们的钱，一定能投准呢？尤其是高收益高风险的影视市场，这里的挑战其实就非常高了。
然而，无论是财富管理还是私募投行，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就是我们会永远“双线作战”。
一方面，我们的外部环境永远在变。例如财富管理中，房产税、遗产税一旦推出，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一旦实现，很多具体策略都会发生改变；而在私募投行中，资本市场的“新三板制度”一旦重大调整、中国制造一旦实现，所有的产业门类与行业可能都需要重新估值。
另一方面，我们内部的队伍也永远在变。我们是一家优秀的公司，有许多有能力的朋友愿意加入公司并成为同事；但我们也是一家压力很大的公司，有许多人离开。这样我们如何永远能够保持创新力、保持学习力，就是一个很严峻的现实问题。
有人会说，任何公司都是“双线作战”啊，既要搞市场又要搞团队建设。没错！但我们是一家金融机构，我们必须反应灵敏、保持警惕、少犯错误。可以这么说，我们必须是草原上反应最快的动物——羚羊。因为金融的秘密只有两个词：“杠杆”+“信用”，我们经营就是“风险”，巴菲特的话同样可以佐证：“一个好公司的声誉需要20年，毁掉它5分钟就够了”。
这不是夸大其辞，想想巴林银行、想想贝尔斯登。而我之所以要如此地告诉大家，就是想让大家真正面对转型，面对挑战。从我个人角度来看，中国信托业、长安信托真正实现转型，一定会在10以上，这一定是一个艰苦的过程。
结语：荣耀的骑士
我猜测，编委会需要的是一篇纪念性文章，我上面的文字还是就业务说了多了些。在最后，本想对同事们说几句心里话。但想想过去30年、过去的10年，大家并肩作战，其实汗水与喜悦都共同经历了，公司与大家都实现了成长，我们也都彼此心怀感恩，再多说就好像有些刻意了。
因此，在这里，我想借用目前中国人最欣赏的华为公司那首司歌《荣耀》里的几句歌词，来鼓励我和我的同事们：
单枪匹马与世界对饮，
历经磨难亦不忘初心。
做自己荣耀的骑士，
勇敢追逐梦想的红日。
因为，下一个30年正扑面而来，我们要再出发。
因为，等待我们的，就是骑上战马、勇敢向前！
